中國南海研究院
官方微信公衆號

當前位置>首頁>研究成果>时 评

提升中國-東盟軍事互信需要更多制度性安排

2019-12-13 21:39:35       来源:中國南海研究院

——吳士存院長在“南海軍事互信研討會”上的發言

2019年12月13日  海口


女士們、先生們,早上好!

中國與東南亞地區地緣相近、人文相親、交往曆史源遠流長,在長期的曆史實踐中形成了經得起考驗、和平相處、共同發展的鄰裏關系。

自1991年冷戰結束後建立對話關系以來,中國-東盟關系發展經曆了“全面對話夥伴關系”(1996年)“面向21世紀的睦鄰互信夥伴關系”(1997年)“面向和平與繁榮的戰略夥伴關系”(2003年)等多個階段,目前已經邁入提質升級的新時代。

在過去近30年裏,雙方在貿易、投資和人文交流等領域的合作取得了豐碩成果。其中,雙邊貿易總額從1991年的79.6億美元增長到5878億美元,並且在2010年如期建成自由貿易區,區域全部經濟合作夥伴關系協定(RCEP)也有望在2020年達成。同時,雙方人員往來從本世紀伊始的不足300萬人次增加到2018年的5700萬人次,中國已成爲東盟最大的旅遊客源國;截止2019年8月,中國與東盟雙方相互累計投資約2300億美元。

有不少学者认为,中国与东盟国家间的经贸合作和人文交往虽发展迅速,但受南海争端等地区安全议题的影响,双方军事和安全互信“赤字”的问题仍然凸显。事实上,经贸合作水平、相互依存程度、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快速提升,人文交往的日趋紧密,对中国与东盟国家间增进军事互信的“外溢”(Spill over)促进效应显著,双方在军事和安全领域的互信与合作总体呈现稳步上升的积极态势。

中國與東盟國家從20世紀90年代就開始探索建立雙邊軍事互信與安全合作的制度性框架。比如,2002年中國與東盟十國簽署《南海各方行爲宣言》,作爲增進互信和管控分歧的機制。2003年中國正式加入《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此後又與泰國、越南、菲律賓、印尼、馬來西亞、新加坡、緬甸建立年度防務磋商機制,並推進非傳統安全領域合作。

進入本世紀的第二個十年,以2011年中國-東盟舉行首次防長非正式會晤爲開端,雙方開始構建防務部門間的常態化溝通與合作機制。2015年中國與馬來西亞開始啓動“和平友誼”實兵聯合軍事演習。2016年9月的第19次領導人會議期間,中國和東盟國家還正式就在南海適用《海上意外相遇規則》達成一致,既體現了雙方軍事安全互信的提升,也爲各方海軍在南海意外相遇提供了風險避防和危機管控的機制。

2018年中國與東盟十國開展了首次海上聯合軍事演習,標志著雙方軍事安全領域的互動開始由積極尋求共識向開展合作實踐的新階段邁進。2019年中國與東盟國家在青島附近海域舉行了第二次海上聯合演習。此外,2017年以來,中國與東盟十國就“南海行爲准則”(以下簡稱“准則”)磋商先後形成框架文本、單一磋商文本,並提前完成單一磋商文本草案的第一輪審讀,雙方圍繞南海地區軍事與安全互信構建的機制建設也取得了實質性的進展。

但中國與東盟國家間的現有軍事安全合作顯然與雙方毗鄰而居、經貿合作與人文交流緊密的客觀基礎不相符,軍事互信構建仍然面臨不少困境。譬如,受“國強必霸”“中國南海擴張論”等話語體系以及彼此間戰略溝通不足的影響,東盟部分國家對中國一直存在“認知偏差”,擔心並防範中國把經濟實力轉化爲軍事力量而威脅地區其他國家的利益訴求。

當前,中國-東盟軍事互信提升最大的挑戰和不確定因素仍是來自影響南海形勢發展中的消極因素。

美國及其盟友和夥伴國基于實力和利益交換原則,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推進在南海的軍事部署和聯合軍事行動,這既導致了海上緊張態勢,更是破壞了中國與東盟國家以“准則”案文磋商和海上務實合作爲抓手,構建基于互相信任、和平共存原則的地區秩序的努力。

不難看出,對區域內外相關國家單方面行爲缺乏制度性的約束,是當前南海形勢發展、中國-東盟提升在南海軍事互信的主要挑戰。那麽,中國與東盟國家該如何破解這一難題?

第一,加快推進“准則”磋商,構建地區安全合作機制,對各方行爲做出規制性安排。以“准則”磋商爲契機,基于“合作、共同”安全的理念,針對東盟國家擔憂中國可能訴諸“武力擴張”,以及中國擔憂東盟國家可能引入美國、日本、澳大利亞等域外國家介入地區安全事務而引發地區局勢緊張,通過限制性的規則設計和制度安排,規範和約束彼此可能激化矛盾與分歧的單方面行爲。

第二,建立更爲有效的高級別軍事安全戰略對話機制。信息不對稱導致的誤判是軍事安全互信增進滯緩的重要原因。因此,中國與東盟國家應該在現有“10+1”防長非正式磋商機制的基礎上,建立正式的政府間軍事與安全戰略對話機制。雙方可在這一機制框架下,就各自的軍事安全戰略、地區安全問題和對彼此軍事安全政策的關切等問題進行坦誠布公的交流。這一舉措將有助于東盟國家了解中國“積極防禦”軍事戰略和“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新安全觀的核心要義,也有助于中國把握東盟及其成員國所奉行安全戰略。

第三,擴大南海傳統非傳統安全合作領域。雙方可從課目設計、參演力量、覆蓋海域等方面深化現有中國-東盟海上聯合軍事演習。同時,中國與東盟國家還可以就情報共享、軍事基地的使用、參與全球其他地區安全事務等領域的常態化合作進行積極地探索。

第四,構建“二軌”防務安全對話機制。有關國家政府應支持地區智庫機構和專家學者建立南海區域防務與安全合作對話平台,就海上安全局勢、各方軍事戰略、海上潛在沖突管控、區域軍事與安全合作等進行持續、重點探討和研究,爲各國政府間的決策提出建設性建議。

第五,提升南海沿岸國合作和區域經濟一體化水平,爲建設南海命運共同體打牢經濟基礎。南海沿岸國可在DOC和未來COC框架下重點加強海洋、旅遊、臨海産業、漁業等領域合作,發展更爲緊密的中國-東盟經貿合作關系,進一步紮實軍事與安全領域合作的共同利益根基。